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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倪议长,事情其实很清楚明了不是吗?在前朝时,虽然正式的官吏一县只有十余人,但事实上,各种编外吏以及帮闲等,数量是相当庞大的。明朝确实不负责这些人的俸禄,但你以为这些人靠什么养家糊口,甚至于发家致富?”

    “这些人都是在朝廷的默许下,靠从地方百姓手里加征各种火耗羡余,以及各种各样的丁银,规费,加征等等为收入。因为朝廷不发俸禄,所以默认这些人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,甚至是各种敲诈勒索,比如守牢狱的,便靠从犯人身上敲诈钱财,有的衙役则专门从诉讼里吃钱,吃完原告吃被告。”

    “总之,朝廷确实负担的官吏俸禄支出不多,但实际上呢,晚明之时,全国至少有不下四五十万的吏员,这些人不拿朝廷俸禄,但却依然是由百姓供养着的。甚至因为没有朝廷的管束,他们任意渔肉百姓,导致百姓负担加重。尤其是朝廷不直接招募管理这些更员,导致地方吏员鱼龙混杂,良莠不齐。”

    “而在我们大汉朝,朝廷直接把吏员设为公务员,由朝廷统一考试选拔任用,并发放薪水。地方上的吏员统一由朝廷管理审核,保证了吏员们的品性和能力。吏员直接由朝廷发放薪水,加之严格的地方监督,就不会有吏员勒索渔肉百姓行为,也不会胡乱扰乱市场,破坏商业发展。贪污**也少了,偷税漏税也少了。”

    “相比起朝廷良好的地方环境,以及税收的保证,朝廷多支付的这些官吏的薪俸其实算不了什么。这就和做生意一样,不投入本钱,怎么能做大做强?没有一支优秀精良的官吏队伍,如何能管理好地方,发展好地方?”

    “还是说,倪议长认为朝廷也应当全国只有两万余官员,然后一个县十万百姓。却只有四五个官员,和几个吏员就足够了?”

    倪元路被问的有些无法回答。

    胥吏自古名声就不好,说胥吏奸滑如油,把持地方。**贪污,鱼肉地方,做奸使坏,其实很大原因就是朝廷对于吏根本就是放任不管的态度。从招募选拔到任用管理,甚至是发放俸禄这些。都是一笔糊涂帐。

    朝廷只想着不花钱,却不想这样做的后果。

    甚至在早期,许多胥吏等还是一种役,百姓轮流服役。明代到了中明以后,一条鞭法后,才免了这役,改为百姓出银子,官府出银雇人服役。但工食银极少,多数一年只有六两银,还得克扣。这点银子能干什么?

    而偏偏许多衙役胥吏等,手上又会有点小权,那么结果自然就是这些人会把手里的权利寻租变现。

    而实际上,成本大多了。

    只不过是表面上看来,朝廷财政没出钱而已。但事实上,负担全都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,还导致了地方吏治的混乱,官民关系紧张等。

    明代的税率来说,表面上看是极低的。但事实上,税制有问题。有钱人往往依借各种特权不纳税,穷人却一点不能少,而且还得承担各种的地方官吏的贪污加派,一遇灾荒官方不但不会救灾。反而征税更紧,甚至还要加征。

    而且往往税收还是连带性质的,邻居逃荒,他的税就得同图的人分担。朝廷收了税,却什么事也不管,只管供养皇室宫廷以及百官。养个兵还动不动就得加征饷钱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情况下,实际上明代的百姓负担却是极重的,甚至可以说的上是历代之中都算的上是很重的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宋代之时,虽然各种税很多,朝廷也有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,但实际上百姓的负担,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负担,绝对要比明代百姓要轻。

    好比明朝一年的正税只能征到很少,但实际上他们的正税也仅是用来供养皇室宫廷和百官而已,他们既不会搞公共服务,发展教育医疗,也不会搞水利设施,连救灾求荒都很少。甚至军队都不养的,自己解决。

    而到了后期营兵制时,每年的军费基本上还要额外加征的。

    朝廷收的税,更是没地方的份。地方上的行政开支,吏员的俸禄等,这些钱从哪来?正税之外,再从百姓那里征收附加税。

    因此说明代的税轻,只是表面轻而已,实际上各种附加税,各种加派等等,早已经超过正税许多了。

    而大汉的这两亿元官吏俸禄开支项目里,不仅包括了二十万文官,十五万武官,以及八十五万吏员,甚至还包括了三十万教师,以及数量不菲的公立医院卫生所等的医护人员,以及那些国营企业里的事业编制的人员,这些通通都是吃财政供应饭的,一年两亿银元,是包括了这些人。至于还有数十万士官和士兵的薪水,是列在军费开支那个大项里的。

    行政开支大项目里,还有各衙门的行政开支项目,比如衙门的建造维修,伙食费、招待费,出差车马费等,办公用品开支等等。

    这份开支预算表,有着详细的项目分类,各个大项下又有着许多小项目,每个项目预算开支多少,都列的很详细。

    国防军费开支,行政开支,教育开支,卫生医疗开支,公共服务建设开支,交通运输开支等等,预算表做的很好。

    不过倪元路不肯认输,真要鸡蛋里挑骨头,总能挑出问题来的。

    他低头思索了一会,最后找到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“对于有需要的地方,设立相应的官吏自然是没问题的,但还是有不少官职重叠,人员繁多。就比如,现在朝廷行政区划以省府县乡四级为主,在省之上还有区,设有总督统领数省军政,这是没问题的。可是在省与府之间却又还有道一级,尤其是这个道,还又有分守、发巡、兵备、粮道、茶道、盐道、江道等各种各样名目的道,这些本来是明时所设,是巡抚派出的行政机构。”

    “我认为,在本朝,道这一级机构。就完全没有必要嘛。就如本朝此前撤消了州一样,完全可以把道也撤消。省府县,完全足够了,这个道名目众多。职权重叠,没有必要,各道的职责交给各府也是一样。但如果撤消后,就能节省不少开支嘛。”

    道不是地方政府性质,而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。专管某一事务,比如河道、粮道、茶道、盐道、兵备道等等。

    刘钧在一边听了微微一笑,倪元路还倒真说了一条有益的建议。事实上,刘钧已经在着手准备撤除全国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道了,道台和总督在明朝时都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,总督是中央朝廷临时派遣地方的,而道台是巡抚派遣各地专负责一类事务的。

    但到了如今,大汉的总督已经成了常设,还有了专门的区级行政单位,虽还没有相应的各套办事机构。但其统领数省军政,以及总督例加一省巡抚这一性质,使得总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大汉官制和区划中的重要一环。

    但道和道台,就有些鸡肋了。巡抚现在是一省军政之首,布政省是行政之首,省下是各府,之间完全没有了设道的必要。因为省府两级相对稳定,已经不需要那些临时性的派出机构了,毕竟大汉已经不是明末之时的各种混乱时期。

    刘钧已经计划着手全面撤除道和道台。

    倪元路还在那道,“我觉得乡镇一级也完全没有必要设立嘛。历朝历代,都是皇权不下乡,乡里有乡老宗族自治就好。大汉一千余县,四五千个乡。每乡现在官吏加起来都有二三十个,若是裁撤乡镇一级,官吏都能减少不下十万,得节省多少国家财政开支?”

    刘钧摇了摇头,倪元路眼皮子还是太浅了。

    皇权不下乡,那只是过去王朝的粗放式管理。但如今生产力大幅上升。对于管理也要求越来越高。朝廷的官员不能再是放任不管,而是得积极的参与地方事务中去。如果撤消乡镇一级机构,肯定是弊大于利。

    这一点,刘钧是肯定不会更改的。

    其实在刘钧看来,朝廷管理天下,就跟农民种地是一个样的。在以前,人多地少,生产水平不高,因此只能粗放式管理,广收薄种。一人种上一两百亩,哪怕一亩只收个几斗,也还收获不错。

    但到了如今,尤其是江南地方,人多地少,再粗放式管理就更收获少。因此,大家便开始精耕细作,新式的农具把地耕的更少,购买豆饼等做为农肥,辅以粪肥、草木灰、塘泥等等,加上轮播间种等方式,充分的利用地力,甚至等田地有了肥后,还能种两季,甚至两季稻后还能种季豆或者油菜之类的。

    一个农夫哪怕只耕种五六亩地,其收益反可能超过那粗放式耕种的一二百亩。朝廷治理天下也是一样,如今生产力上升,人口增多,经济形式也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模式,而是多元化的模式。

    这就对朝廷的官员有更多的要求,要求他们在管理引导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以前的官员,总是相当于东家,或者是幕后大股东,他们的作用也就是收点税,其它的基本上都不怎么管,也不会管。每天写写诗读读书,甚至游访山水,能有一个遇到灾荒知道用心救济,遇到一些冤情知道审理的,就非常不错,能被百姓高喊青天了。

    而现在大汉的官员,刘钧希望他们都是总经理,是分公司经理,是业务经理,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市场,知道供需关系,能够下到市场一线。

    这样的官员,才是刘钧需要的,而不是一群除了收税,甚至连税都收不好的官吏。

    上百万的官员和公务员,数十万的将士,还有几十的教师、医生等,大汉帝国吃皇粮,靠财政供养的人数可能会达到两三百万。

    全国三亿人口,三百万人由财政供应,一百比一。

    也许这个时代的人会觉得无比震惊,但刘钧觉得这个数字能够接受。比较相比后世,那可是达到了十八比一,纯官民比例都能达到一比二十八了。

    关键的不是官吏数量,而是这支官吏队伍的管理水平。要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,还得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督队伍。

    今天的这场阁院之争,虽然有些如同儿戏,但某些方面还是很值得称赞的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