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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开封是河南重镇,历史名城,古称汴京,为八朝古都。一要

    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,地处河南中东部,东与商丘相连,西与郑州毗邻,南接许昌和周口,北与新乡隔黄河相望。

    境内河流众多,被称为北方水城。

    开封一带地势平坦,水源丰富,田地肥沃,是中原的富裕之乡,产粮大区。

    可开封虽然地平水足,田地众多,但开封却也近年来出产流民极多的地区。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开封的田地,被兼并的最严重,绝大数的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们的手中。而这其中,占有土地最多的则是前明周王以及周王一系的诸宗室各家。

    明代宗室们待遇向来优厚,厚禄之外还有优赏,以及大量的赐田。

    而到了明中叶以后,土地投献之风盛行。所谓投献,在投献一方,有有“妄献”和“自献”两种;在“纳献”一方,有皇族、戚畹、功臣和官绅。

    “妄献”,系指庶民田地被“奸猾之徒”妄称为“己业”或“无主闲田”奉献给权豪势要;“自献”,系指庶民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,而本身沦为庄佃、佃户或奴仆。

    投献到了明中叶以后,非常普遍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,还是因为明代的役重。

    许多自献听起来难以相信,百姓居然把自家的田地无偿献给那些官豪势家,自己去给他们当奴仆。可这却是事实,而且不仅是明代才有,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。

    原因就是在封建时代,土地捆绑着百姓,人丁也是税役。国家的税赋瑶役摊到每个百姓头上,负担极重。而那些宗氏勋戚们,却享有种种特权。

    在明朝,勋戚们受赐的公田,载在“金册”。并不报官入籍,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。

    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,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,应与“齐民一体当差”。?但由于贵族的权势,法律很难执行。勋贵“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”的弊病,早在洪武年间就出现,中叶以后,法律废弛。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,“广收民田为己私业,而阴以势力把制,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”。因此,在实际上,王府、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。

    百姓当自耕农,就得向国家纳税,甚至还得承担比田赋更重的杂役。为了逃避这些沉重的赋役,许多百姓便开始主动的投献那些享有特权的勋戚们。

    把自己的田地送给勋戚,主动给勋戚们做奴仆。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大明的纳税子民,而只是一个勋戚们的奴仆。

    勋戚们多得许多田地,自然乐于其成,他们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人投献,主动把那些投献来的土地,再交还给那些投到门下的奴仆佃种,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给原主人佃种,甚至他们征收的佃租还主动降到比国家征收的税赋还低一些的份额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,勋戚们平白得了田地,还得了许多奴仆。而那些投献卖身为仆的百姓。虽然名义上当了仆人,也没了自己的田地,可他们身上的赋役却轻的多,向勋戚交更少的租。不用承担烦重的杂役。

    勋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,损失的只是朝廷的利益。

    一般来说,投献也不是那么随便的,会有一个形式。投献者提出奉献,受献者要向朝廷奏讨,然后皇帝钦准赐予。这样。原来的庶民百姓的田地,便转变为钦赐田地。

    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,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,而且免纳粮差。这坐收无穷之利的好事,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享受受赐和优免的特权。

    甚至到了晚明,不仅那些宗室勋戚们享受这种受赐和优免的特权,连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员们也享受这种特权好处。

    一些穷困百姓之子,一旦科举得中,只要进了举人,就会有百姓前来投献土地,和卖身为奴,一旦中了进士,那更是不得了,许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会主动前来做奴仆。

   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明末之时,天下虽有十余亿亩土地,过亿百姓,然则实际上朝廷却收不到税,征不到粮,朝廷的开支最后都只压到了极少数的一部份百姓的头上,还全是些穷困百姓,终究导致了各种民乱产生,社会崩溃。一看??

    就如开封,一个产粮大区,但田地却多兼并到了以周王为的这些势家之中。

    明代徭役之重,甚至过税粮。

    但是,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。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,即可在其荫蔽之下,免充国家差役。走头无路的农民,甚至中小地主,为了躲避“差役苦累”,便往往“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,将子弟投献,充当奴仆。

    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。

    在等级的阶梯上,他们虽然低于贵族,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。

    在政治身份上,他们是“官”、是“绅”,因此在户籍上称为“官籍”、“官户”、“官甲”,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。明代律令严格规定,“富贵贫贱”之间绝不能“越礼犯分”;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,“称者,受者各以罪罪之”。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,煊赫的势力,“视细民为弱肉”,“受奸人之投献”。在那个时代,士一登乡举,辄皆受投献为富人。

    在经济地位上,他们也享有优免权。

    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,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。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。洪武年间规定,现任官员之家“悉免其徭役”;致仕官员“复其家,终身无所与”;生员除本身免役外,户内优免二丁。中叶以后,展为“论品免粮”或“论品免田”。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,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,以下递减,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,外官减半,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。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,生员、监生八十亩。

    “优免粮”、“优免田”,虽然在事实上已具有优免税粮的性质,但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指的是“免役”。明代役法。“以民为役,以田制役”。役的编佥对象有二,一是人丁,一是田亩。来自田产之役,在法律上称为“有赋役”。即因田粮而佥派之役。来自人丁之役,在法律上称为“无赋役”,即不是出自田粮而出自人身之役。大明律纂注云:“赋者田产税粮,役者当差。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,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”。

    不仅官绅本人及家庭人丁有免役之特权,而且其田产也有部分或全部免役之特权。

    在法律上,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“余田”与民一体当差。

    但是,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,无视国家法令,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。而按习惯权利行事。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,“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”。不仅官户本户如此,而且依附于他们的“佃户丛仆,疏属远亲,与其蔓延之种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,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”。

    周王是大明各亲王藩中最久远的一支,久镇开封,各代周王得到的朝廷赐田加上他们历代以来奏讨、纳献、侵夺等,到如今已经达到五万余顷。其中周恭王睦嗣位,就一次赐地五千二百余顷。

    周王不但兼并了大量土地,而且还利用特权经商,占据关津设立收税。甚至还享有盐茶专卖等特权。

    河南是大明宗藩最多的一个省,遍地都是宗室藩王,洛阳的福王、开封的周王等。

    仅开封的周王一系,除了周王外,下面还有三十六家郡王,以及数不清的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等。

    开封一地的田地。半数以上都是周王一系各家的。

    不过现在,周王府里,周王一系各家却都打着为周王贺六十大寿之名齐聚一起。

    各家的郡王、将军、中尉们齐聚一起,各个哀声叹气。

    老寿星周王朱恭枵是朱元璋十一世孙,第一任周王的十世孙。开启元年袭封周王,至今也有二十余年了。

    朱恭枵坐在上,目光在自己的九个儿子身上一一扫过,最后落到下面的周王系其余二十余位郡王身上。

    许久,他收目光,长叹一声。

    周王一系,子孙繁衍众多,可他放眼望去,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他寄希望之人。

    周王系的子孙们安享太平富贵太久远了,以致于无一人能在这个时候重振大明的江山。

    “老大,你明天亲自去一趟军营,送些银子去犒赏下他们。”

    世子朱绍烱连忙站起来,肥胖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堪重负。“父王,这事随便叫个管事去就行了,何必非要我去一趟。”

    “糊涂,这事非得你亲自出面。而且我们银子还不能送少了。”朱恭枵一把年纪了,历经几朝,很清楚眼下他们到了什么局势。

    “给开封镇送五十万块银元过去,再给总兵官和那些军官们送五十万。”

    “父王,送这么多?”

    朱恭枵并不理睬自己的儿子,“老三,你准备一下,过两天随我亲自入京,到四海银庄换些银票,大额的。”他对自己的嫡三子朱绍烥道。

    “准备多少?”朱绍烥问。

    “先换两百万银票吧。”想了想,朱恭枵又摇头,“算了,多换些,准备五百万块的。”

    老二仁和郡王大惊,“父王,你不能进京,现在入京,那不是自投罗网,羊入虎口吗?”

    “我若不走这一趟,只怕我们周王一系就要被人连根拔起了。”朱恭枵道。

    “父王,府里一时怕是凑不出六百万银元来啊。”世子抹着额头的汗水道。六百万不是个小数字,但对于周王府来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,要凑还是能凑的出的。不过世子朱绍烱明显不想这笔钱都周王府一家出。

    “父王要的如此急,要不各郡王府以及诸镇国、奉国将军府等也都一起凑凑。郡王府每家出十万块,镇国将军府出一万”(未完待续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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